基金托管人到底是接受誰的委托？是基金持有人還是基金管理人？這種模糊安排讓基金托管人喪失了獨立性。——崔宇(財經評論員)

　　股市暴跌，泥沙俱下，股民和基民叫苦連天，依靠雷打不動的管理費『旱澇保收』的基金公司被千夫所指。近日，隨著上投摩根『老鼠倉』民間維權案正式進入了立案程序，作為托管人的建設銀行成為主被告，『旱澇保收』的另一個主角基金托管人也浮出水面(8月2日《北京商報》)。

　　基金托管業務由於風險低、收益高成為了各個商業銀行競相爭奪的對象。2007年，12家有托管資格的銀行托管費收入共計47.56億元，同比增加了363.41%，而2004年托管費收入僅有4億元。目前，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佔據著超過81%的基金托管市場份額，建設銀行正在逼近工商銀行的頭把交椅，其他股份制銀行也躍躍欲試。

　　其實風險低、收益高的怪現象只是現存制度漏洞下的產物。按照目前的法律安排，基金持有人、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關系還十分混亂。2004年實施的《證券投資基金法》中將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共同列為基金持有人的受托人，但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關系並不明確。

　　在實踐中，基金管理公司作為發起人與托管人共同簽訂基金契約和托管協議，並有權決定基金托管人的選聘，還有權撤換基金托管人，那麼，基金托管人到底是接受誰的委托？是基金持有人還是基金管理人？這種模糊安排讓基金托管人喪失了獨立性，很難保護基金持有人的利益，法律賦予其的監督責任也就付之闕如。

　　當上投摩根『老鼠倉』事發後，按照該基金合同中的規定，『基金管理人因違反基金合同造成基金財產損失的』，托管人『應為基金向基金管理人追償』，但作為托管人的建設銀行一直對此不予置評，導致最終淪為被告。這背後就是基金托管人監管意識和責任意識的缺失。

　　按國際慣例，契約型基金必須具備四方當事人，即基金持有人、基金受托人、基金管理人和基金保管人。我們的托管把受托人和保管人這兩個角色合二為一，並美其名曰『托管人』。雖然國外也有這種先例，但在目前中國模糊的法律安排和缺乏有效激勵約束機制的條件下，托管人『輕監督、重保管』也就不足為奇了。雖然基金業發展至今出現了不少黑幕，但從未有一家托管銀行提出質疑，每年的托管人報告一直是千篇一律。

　　在制度建設上，德國和印度的經驗都值得我們借鑒。德國的基金托管人除了保護基金資產之外，還連同德國聯邦銀行委員會對基金管理人監督，而且任何一方都可以對基金管理人違反投資者利益的行為進行起訴，這與建設銀行對基金經理違規行為的保持沈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最重要的是德國把基金托管人的選擇權交由監管機構，這事實上將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可能的利益交易切斷，有助於保護基金持有者的利益。

　　印度實施的保管與監督分離的制度也許是未來我們要發展的方向。印度將基金受托人具有的保管和監督兩個職能分開，受托人負責對基金管理人的投資運作進行監督，而保管人接受受托人的授權行使基金資產的保管職能，並對受托人負責。這樣的制度安排使受托人成為了投資者利益的唯一『代言人』。

　　總之，無論是德國模式還是印度模式，其核心都是最大程度地保護基金持有人的利益，並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劃清基金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。因此，希望上投摩根『老鼠倉』一案建行成被告成為契機，以此來糾正目前形同虛設的基金托管人監督機制。(崔宇)